平定州东达燕京，西通晋省，被称为三晋大地的门户。在经历了朝代更迭、兵荒马乱的几年后，元代初年这一地域逐渐安定下来，又恢复了“商旅络绎，使驿旁午”的繁荣景象。平定州州城的营建很有特色，依山就势，高低错落，连环相套，合二为一。上城位于下城的西南部，面积小而地势高，是州署的所在地。下城地势开阔，略呈三角形状。一条清澈的河流在主街南侧自西向东穿城而过。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嘉河。这是一个金风送爽，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有三人相偕从上城出榆关门，穿月城，下长坡，步入民居栉比、商铺林立的下城。他们沿着嘉河漫步，神态悠闲，谈笑风生。其中两位儒者年龄略大，在六十岁上下，温文尔雅，气度非凡。另一位官员身着便装，身材魁梧，英俊清朗，看上去有五十多岁。这一年是蒙古宪宗元年（1251年），两位儒者中年纪较大的就是著名诗人元好问，另一位是数学家李冶，这位官员是平定等州总帅聂珪。
绿烟和雨暗重城
元好问（1190-1257年），字裕之，号遗山，忻州秀容人。其祖上在平定居住近三百年后迁往忻州，故在文字中称平定为“乡郡”。元好问不仅是中国文学、史学上的巨匠，而且是金元之际先进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和代表性人物。他此次回到平定，为我们留下了《乡郡杂诗五首》等诗篇。杂诗其三由于收录在光绪版《平定州志》中而为人们熟知。诗曰：一沟流水几桥横，岸上人家种柳成。来岁春风一千树，绿烟和雨暗重城。《乡郡杂诗五首》也收录于清代道光年间平定籍学者张穆整理的《元遗山先生集》中。州志中收录时“一千树”写作“千万树”，文字略有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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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平定州志》“與地·山川”中记有：“嘉水，源出嘉山左青龙冈下，东流迳鹅峪村，贯城中为嘉河。至东水门外一里许合城南河。”嘉山在州西八里，与冠山角峙，以草木嘉美故名，今称上嘉山。鹅峪村即今小峪村。嘉河流经平定城时，东西各有水门。嘉河之上旧有便桥供人们通行南北两岸。明代弘治十五年（1502年）嘉河上建起了石桥——济川桥，位于今十字街南侧。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建起了利涉桥，位于狮口通往寺坡及上、下湾街处。
俯瞰澄澈见底、淙淙奔流的河水，遥望凌波飞架、躬身渡众的小桥，目睹河两岸人们新近栽植的柳树，倾听聂总帅惠民措施的介绍，元好问的心中充满了喜悦。在官府的倡导之下，城中百姓纷纷种植树木来美化自己的家园。数年之后这些柳树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，在蒙蒙细雨之中随风摇曳，犹如青烟薄雾在嘉河两岸漂浮飞腾，使上下重城淡妆浓抹、生机勃发，那将会是怎样一幅鲜活生动的水墨画卷！遗山诗兴勃发，驰骋想象，吟成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。这首诗描绘了平定城的风貌，展望了美好的前景，也蕴含了对乡郡的深厚感情。
唐代诗人吴融在《途中见杏花》一诗中有“更忆帝乡千万树，澹烟笼日暗神州”的句子。遗山的“来岁春风一千树，绿烟和雨暗重城”，或许是从此化出。其中一个“暗”字取自成语“柳暗花明”，此处用作动词，有渲染、增色之意。学者狄宝心在《元好问诗编年校注》中对“重城”的注解是：“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城市。平定地处太行山中段要冲，故称。”这是由于不了解平定“上下二重城”的特点而产生的误解。
光绪版《平定州志》在“建置·城池”中记载，州有上下城。上城依山为之，仅二里许，乐平亦同，而池则无焉。下城增廓于后，而里则倍之。上城，汉韩信击赵下井陉口驻兵于此，筑城为寨，以榆塞门，因名榆关。宋太平兴国四年改广阳为平定县，徙治焉，仍旧寨为上城。下城，宋太平兴国四年增筑，城中有河，为嘉水经流之冲。大雨施行，山水暴涨，滨河者患之。元初总帅聂珪修城，高一丈五尺，厚九尺，浚濠浅深有差。由州志记载可知，总帅聂珪对平定城的营造也有贡献。唐代诗人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做了许多有益于百姓的好事。他十分重视改善环境，亲率众人到柳江边植柳，并写下一首饶有风趣的《种柳戏题》诗：“柳州柳刺史，种柳柳江边。谈笑为故事，推移成昔年。垂阴当覆地，耸干会参天。好作思人树，惭无惠化传。”元好问的这首诗中也蕴含了对聂珪施行仁政的称许。
平定王世茂老师撰有一副地名巧联，以“平定城”对“嘉河水”，饶有趣味。联曰：千年古城，城分上下，下城上城合平定城，城耀红日；一沟流水，水贯西东，东水西水皆嘉河水，水映春晖。
《四贤堂记》探来踪
元好问这次平定之行的具体年份是如何确定的呢？元代曾任吏部尚书的苏天爵著有《国朝名臣事略》十五卷，在卷十三《内翰李文正公》中引用了翰林侍讲学士徐世隆写的《四贤堂记》，该文对此做了记载。李文正公，即数学家李冶（1192-1279年），原名李治，字仁卿，号敬斋，真定栾城（今石家庄市栾城区）人。金正大七年登词赋进士第，后因战乱流落忻州一带。元初，聂珪将李冶接至平定，居留时间约两三年。聂珪去世后他回元氏县封龙山定居，晚年在封龙书院聚徒讲学，卒谥文正。《平定州志》“人物·流寓”载其事迹，是平定古州“四贤”之一。李冶还与杨辉、秦九韶、朱世杰并称为“宋元数学四大家”，著有《测圆海镜》等数学专著。他曾为《元遗山先生全集》作序。
《四贤堂记》云：初，聂侯珪以土豪归国，帅平定者最久。雅亲文儒，闻敬斋李公之名而贤之，辇至郡舍。会遗山公还太原，过之，为数日留。因追忆闲闲、文献二老，作诗云：“百年乔木郁苍苍，耆旧风流赵与杨。为向榆关使君道，郡中合有二贤堂。”聂侯起谢曰：“此珪志也。”方经始而聂侯卒。至元二年，刘侯天禄继守是州。为屋数楹，置赵、杨、元、李四公像其中，以事之。惟闲闲、文献以道德文章为一代宗师，昔在礼部翰林对持文柄，时号“赵杨”。遗山、敬斋皆二公门下客，自南郡时才名已相埓。北渡后常往来西州，寓志于文字间，赓唱迭和，世亦谓之“元李”。海内之人，识与不识，往往诵其诗，读其书，敬仰其人。盖所谓“闻而不得见，见而不得亲”者。独是一郡闲闲之桐乡，文献之梓里也。人歌清净之政，家服孝友之化，而又接见遗山、敬斋。凡僚吏士庶，每话及中州耆旧，必以“四贤”为称首。堂而祀之，宜矣。
从这篇珍贵的记文中可以得知，遗山这次回到平定的时间是在聂珪去世前不久。《山右石刻丛编》收录了李冶所撰《大元故平定等州大总帅聂公神道碑铭并序》，碑文中记有“龙集辛亥之冬，平定等州大总帅聂公北觐□庭。越明年春三月，乃膺□□。无何，以勤瘁被疾，是月廿有三日薨于和林□之寓居。享年五十有六。秋七月既望将葬于平定万吉乡之嘉水原”。辛亥年即蒙古宪宗元年，这一年的冬天聂珪去往蒙古帝国都城何林（今蒙古国境内）觐见帝王，次年春去世。再查狄宝心先生所撰《元好问年谱新编》，宪宗元年五月遗山在太原，九月到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，路线须经行平定，与《四贤堂记》和“神道碑铭”相合。《四贤堂记》中所引诗篇为《乡郡杂诗五首》其一，遗山向聂珪提出了设立二贤堂的建议，以纪念赵秉文、杨云翼两位前贤，这与聂珪的设想不谋而合。再根据诗篇内容，可推定元好问的这组诗篇写于宪宗元年秋天。赵秉文于金代大安二年任平定州刺史，杨云翼是平定州乐平县人，两人都曾任礼部尚书等朝廷要职，均为金士巨擘。
虽然因聂珪的早逝，二贤堂没能建成，但元好问所提倡的尊重贤达，重视文教的风气在平定州延续了下来。十四年后的忽必烈至元二年（1265年），知州刘天禄在上城涌云楼故址建成了四贤堂，供奉赵秉文、杨云翼、元好问、李冶四位贤哲，此时元好问已辞世八年。此后朝代更迭，明清相继设立了六贤堂、崇贤堂，元好问一直为古州平定人民所尊崇。
遗诗轩与论诗碑
在清代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，一位在湖南做了几任知县的官员获得升迁机会，来到平定直隶州任知州，他就是陶易。陶易（1714-1778年），字经初，号悔轩，山东文登人，乾隆九年举人。学问广博，以经术为吏治。乾隆三十四年离任，后升任江宁布政使。他在六年任期内勤政爱民，维修平定城，重建天衢阁，倡修朝晖阁，扩建嘉山书院，创修崇贤堂，教民纺织，组织凿井等举措深得民心，百姓以“陶青天”称之。他还有《惜阴诗草》《平定杂诗》等多部诗文集传世。陶易对元好问的诗文非常赞赏，在州署后院修复涌云楼时，还在毗邻之处修建了“遗诗轩”。光绪版《平定州志》“艺文”收录了陶易《遗诗轩》七绝，题下有自注：署中新葺小轩，壁嵌元遗山句。诗曰：一代文章擅逸才，开轩吟罢兴幽哉。官闲且喜能医俗，为与诗人坐卧来。
诗中称赞元好问在诗文方面有出众的才华，可称得上“一代宗师”。在公务之余，进得轩中吟咏品味壁间所嵌诗篇，兴致幽雅，心情愉悦。此时，如同穿越时空和诗人晤面，交谈之间思想境界得到升华，超凡脱俗，真是繁忙政务之余的一件乐事！
州志中还收录了乾隆进士、山东平原人董元度的两首诗作《遗诗轩追和壁间元左司句》。其一：新傍华堂起石楼，重镌诗版照千秋。客来阁笔休题句，为有遗山在上头。其二：楼前山色几纵横，百雉登登欲告成（时方筑城）。烟雨不须千万树，清风五柳拂重城。第一首是追和《乡郡杂诗五首》其四：新堂缥缈接飞楼，云锦周遭霜树秋。若道使君无妙思，冠山移得近城头。诗中的“石楼”指刚刚修复的涌云楼。第二首是追和本文前述杂诗其三。
陶易在扩建嘉山书院时请时任山西冀宁道道台、书法家梁国治题写了讲堂匾额“千树堂”，还请他书写了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。梁国治在后记中写道：“悔轩太守将新书院，为书遗山论诗绝句。刻之讲堂壁间，俾诸生诵习，清芬郁然兴起。会稽梁国治书”。书体为行书。石刻后有“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春日知州吴炳敬刊”字样，可见此碑是在陶易离任后才刻成的。碑文收录于《平定碑刻文选》，碑目收录于《三晋石刻总目（阳泉市卷）》。《论诗三十首》写于金宣宗兴定元年丁丑（1217年），元好问时年二十八岁。组诗以独到的诗学主张，浓厚的艺术内蕴，成为继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后论诗绝句的又一高峰。这组珍贵石刻现存阳泉高等师范专科学校。
元好问对乡郡平定一往情深，平定历史上也一直将他看作本州文化名人。希望古州平定生态环境越来越好，名人遗迹得到保护或修复，不断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，同时也告慰元好问等古州先贤。
来源：阳泉晚报
原标题：元好问与平定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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